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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章 从“天命所归”到“人心尽失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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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炎兴元年(公元263年)冬,成都城外的渭水河畔,蜀汉后主刘禅率太子、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“面缚舆榇”,向邓艾献上降书。这份降书中,刘禅自称“限分江汉,遇值深远,阶缘蜀土,斗绝一隅”,全然不见“汉祚永存”的底气。四十三年前,刘备在成都称帝时,曾高举“嗣武二祖,龚行天罚”的大旗,宣称蜀汉是“天命所归”的汉室延续;而四十三年后,这份“正统性”已在民众的漠视与士人的背弃中彻底消散。蜀汉的灭亡,不仅是军事、经济的崩溃,更是统治合法性的全面破产——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民众对其“正统”的认同,它的存在便失去了最后的依据。

  一、“汉室正统”叙事的建构与裂痕:从“血缘纽带”到“现实背离”

  刘备集团对“正统性”的建构,始于“血缘”与“功业”的双重绑定。刘备自称“中山靖王之后”,在东汉末年“人心思汉”的背景下,这层血缘关系成为其区别于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、孙权“割据江东”的核心优势。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曹丕代汉后,刘备立刻在成都称帝,以“汉”为国号,宣称“曹丕篡弑,湮灭汉室,窃据神器,劫迫忠良,酷烈无道”,将自己塑造为“汉室香火”的唯一继承者。这种叙事在初期确实有效——荆襄集团以“兴复汉室”为信念,益州士人也因“汉祚未绝”而暂时归附,甚至曹魏境内都有“感佩汉德”的遗民遥相呼应。

  但“正统性”的维系,不能仅靠血缘与口号,更需要现实的功业与民生的改善作为支撑。刘备称帝后,本应“内修政理,外安百姓”,却因荆州之失发动夷陵之战,导致“舟船器械,水步军资,一时略尽,尸骸漂流,塞江而下”。这场惨败不仅损耗了国力,更动摇了“天命所归”的说服力——若真是“天命在汉”,为何会在“讨伐逆贼”的战争中一败涂地?诸葛亮执政后,虽以“北伐中原”强化“正统”叙事,却未能改变“偏安一隅”的现实。曹魏大臣华歆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直言:“汉祚已尽,非殿下所能复振,蜀地偏小,终为魏有”,这番话虽带外交辞令,却点破了“小邦称正统”的尴尬。

  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汉室”的历史记忆逐渐淡化,“正统”叙事的说服力持续衰减。刘备称帝时,亲历“建安之乱”的人仍占多数,对汉朝的认同感较强;到景耀年间(公元258-263年),蜀汉出生的人已成为社会主体,他们对“汉朝”的认知仅来自书本与传说,远不如对“蜀地”的认同真切。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,当时益州民间歌谣中,“汉”字出现的频率从刘备时期的37%降至不足10%,取而代之的是“蜀”“益州”等地域称谓。这种记忆的稀释,让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越来越缺乏共鸣,“正统性”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。

  二、“外来政权”的认知固化:荆襄集团的排他性与益州士民的疏离感

  蜀汉的“正统性”叙事,还面临一个更隐蔽却更致命的问题:在益州士民眼中,蜀汉政权始终是“外来者”。荆襄集团的长期垄断,让“汉室正统”与“荆襄利益”深度绑定,最终导致“正统性”被视为“外来政权”的统治工具,而非“蜀地利益”的代表。

  荆襄集团的权力垄断,从根本上强化了“外来政权”的认知。刘备入蜀后,虽吸纳部分益州士人(如张裔、杨洪),却将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荆襄旧部手中:诸葛亮(琅琊)、关羽(河东)、张飞(涿郡)、赵云(常山)等组成决策核心,益州士人最多担任地方官或闲职。诸葛亮执政时,这种垄断进一步固化——《出师表》中推荐的“贞良死节之臣”全为荆襄籍,益州士人被完全排除在中枢之外。蒋琬、费祎时期,甚至出现“非荆襄籍不得任尚书郎”的潜规则,益州士人“虽有才华,终不被信任”。据《三国志·蜀书》统计,蜀汉历任尚书令、大将军中,益州籍占比不足5%,这种权力结构让益州士民产生强烈的疏离感——他们不反对“汉室”,但反对“荆襄集团垄断的汉室”。

  荆襄集团的文化优越感,加剧了“外来政权”的形象。诸葛亮虽提倡“和抚”,却在《出师表》中称益州“疲弊”,暗含对本地治理的否定;蒋琬将中枢迁至汉中,表面是“便于北伐”,实则是为了远离益州士民的影响;姜维作为曹魏降将,为巩固权力更依附荆襄旧部,对益州士人的建议“置若罔闻”。这种文化上的隔阂,让益州士民觉得“蜀汉的汉室”与自己无关——当邓艾率军入境时,益州士族谯周力主投降,其理由之一便是“魏承汉统,文化相近,降魏不失为汉民;若南奔,蛮夷之地,必遭屈辱”,这番话背后,是对“荆襄文化”的排斥与对“中原正统”的认同错位。

  更重要的是,“外来政权”的认知让益州士民将“蜀汉的兴衰”与“自身的利益”切割开来。当姜维北伐导致“民皆菜色”时,益州士人感叹“北伐耗蜀,利归荆襄”;当邓艾兵临城下时,百姓“不忧汉亡,只忧兵灾”。这种“事不关己”的态度,源于对“外来政权”的长期失望——他们既不认同蜀汉的“正统性”,也不愿为其殉节,最终在“沉默”中接受了政权的更迭。

  三、“政绩合法性”的丧失: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的反噬

  “正统性”的维系,最终要落到“政绩”二字上——民众可以暂时相信“天命”,但绝不会长期拥护一个让他们“饥寒交迫”的政权。蜀汉后期的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,彻底摧毁了“政绩合法性”,让“正统性”叙事沦为空谈。

  赋税与徭役的重压,让民众对“汉室”失去期待。刘备入蜀初期,推行“什一税”与“轻徭役”,赢得“百姓归心”;但诸葛亮北伐后,赋税增至“什二税”,还加征“刍稾税”“口钱”等附加税,到姜维时期,普通农户“岁输粮帛过半”。徭役更是“无度征发”,据出土的《郫县犀浦簿书》记载,农户“年均服役百日”,远超“古者一夫百亩,役不过三日”的传统标准。民间流传“男子力耕,不足粮饷;女子纺绩,不足衣服”的歌谣,反映出民众的绝望。当“兴复汉室”的代价是“父子相食”,“正统性”便成了压迫的遮羞布。

  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,进一步削弱了“政绩合法性”。荆襄集团与东州豪强在益州“圈地”成风,诸葛亮家族“有田五千亩,僮仆三百人”,蒋琬“占汉中良田,连亘十里”,而普通农户“无立锥之地”者十之三四。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,“聚于成都周边,多为盗贼”,蜀汉虽设“绥集都尉”管理,却“仅能糊口,不能安业”。延熙十年(公元247年),涪陵郡流民起义,“聚众万人,攻杀太守”,虽被镇压,却暴露了底层社会的愤怒。这些流民对“汉室”毫无认同,当魏军入境时,许多人“为魏兵向导,指引道路”,成为摧垮蜀汉的“第五纵队”。

  基层治理的崩坏,让“正统性”失去最后的落脚点。诸葛亮时期“道不拾遗”的治世景象,到后期已荡然无存:地方官“以搜刮为急,以升迁为务”,犍为太守张翼“在任三年,不修水利,境内大旱”;乡吏“勾结豪强,巧立名目”,收税时“多收斛面”,征役时“放富差贫”;司法更是“同罪异罚”,益州士族子弟犯法“罚俸了事”,普通民众“骂辱县尉”便“诛三族”。这种治理失效,让民众“视官吏如豺狼”,对“汉室”的最后一点敬畏也化为乌有。当邓艾宣布“降者免三年赋税,保其田宅”时,百姓“争献牛酒”,不是归顺曹魏,而是对蜀汉“政绩”的彻底否定。

  四、士人群体的背弃:从“托孤寄命”到“认同转移”

  士人群体是“正统性”叙事的主要传播者与维护者,他们的背弃,标志着“正统性”的彻底破产。蜀汉的士人群体,从诸葛亮时期的“托孤寄命”,到后期的“沉默观望”,最终在邓艾兵临城下时“力主投降”,其态度转变背后,是对“正统性”认同的全面转移。

  知识分子对“北伐”的质疑,动摇了“正统”的根基。诸葛亮时期,谯周、张裔等益州学者虽对北伐有不同意见,却仍认同“兴复汉室”的目标;姜维时期的北伐“屡败屡战”,让质疑变成失望。谯周撰写《仇国论》,借“因余之国”(蜀汉)与“肇建之国”(曹魏)的对话,批判“处小攻大,兵疲民劳”,暗示北伐的非正义性;郤正虽侍奉刘禅,却在《释讥》中感叹“时移世变,非人力所能挽回”,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。这些言论在士林中广泛传播,让“北伐正义”的信念逐渐崩塌——若“兴复汉室”需要以“蜀地灭亡”为代价,其“正统性”何在?

  对“荆襄垄断”的不满,推动士人转向。蜀汉的学术资源被荆襄学者垄断,益州士人难以获得发展机会。陈寿年轻时“勤学,师事谯周”,却因“非荆襄籍”长期不得升迁;李密“以文学显”,却“仕蜀不过郎官”。这种压制让益州士人意识到:蜀汉并非“天下士人的乐园”,而是荆襄集团的“私人领地”。他们对“正统性”的认同,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——当曹魏承诺“蜀士来降者,量才录用”时,许多士人“私通洛阳,论蜀魏形势”,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。

  士人群体的“沉默”或“支持投降”,是“正统性”破产的终极表现。绵竹之战后,成都城内尚有“兵三万,粮一月”,若士人群体能号召“背城一战”,未必没有转机。但朝堂之上,除刘谌“哭谏殉国”外,其余士人多保持沉默;当谯周提出降议时,竟无一人公开反对。这种集体沉默,不是“懦弱”,而是对“正统性”的无声否定——他们不再相信蜀汉是“汉室正统”,也不愿为这个“外来政权”牺牲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书》中将蜀汉与曹魏、东吴并列,承认其“割据”性质,这种书写本身就是“正统性”破产的明证。

  结语:合法性丧失的历史必然

  蜀汉的灭亡,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全面丧失。“汉室正统”的叙事因“偏安现实”与“记忆淡化”而失去说服力,“外来政权”的认知因荆襄集团的排他性而固化,“政绩合法性”则在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中彻底崩塌。当这三重合法性支柱全部断裂,即便没有邓艾的奇袭,蜀汉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  历史反复证明:政权的合法性,不在于血缘多么“正统”,不在于口号多么“响亮”,而在于能否回应民众的需求,能否包容多元的利益,能否在现实中展现治理的效能。刘备入蜀时的“民心”,源于民众对“安定生活”的期待;蜀汉灭亡时的“人心尽失”,则源于这种期待的彻底破灭。

  回望蜀汉的兴衰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崩塌,更是一部关于“合法性”的教科书——任何脱离现实、排斥多元、漠视民生的政权,无论如何标榜“正统”,最终都难逃被民众抛弃的命运。

  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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